“國家有什么辦法能避免我們‘今年賺錢明年賠錢’的問題一再出現？”“豬價瘋跌了找誰？”……

這些直接而樸素地發問來自于基層養殖戶。第一個問題是2009年中國政府網網友提給時任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的，第二個問題是北京一名養殖者提給當地農業干部的。

豬價被當作影響CPI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影響著全民的菜籃子。連2013年高考重慶卷試題也表示出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即使是現在，一些學校仍在拿來做考前自測，以考查高中生對經濟生活現象的基本判斷。我國生豬出欄價格頻繁波動，“價高傷民、價賤傷農”何解給出的四個選項中，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市場信息預警有助于減小生豬出欄價波動幅度成了標準答案。

可是，事情是否如此簡單，“豬”事不順，到底是誰惹的禍？

彷徨調控還是不調控？

2007年至今的十多年間，我國生豬價格波動明顯，特別是2007年前后的生豬價劇烈波動，給我國政府相關部門上了深刻的一課：要把握住生產和市場動態，必須以科學數據分析和研判為基礎。

2007年以后，國家相關部委相繼推出了生豬市場監測機制。自2008年起，農業部啟動了主要畜禽生產“百場（廠）千村萬戶”監測計劃。2009年1月，我國制訂首部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目的很明確，建立保障生豬生產穩定發展的長效機制，維護生豬養殖戶利益，保障市場有序供應。

從2009年至今，這一調控議案已修改兩次，分別是2012年和2015年，基本上三年修訂一次。之所以修訂，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現在標準化規模養殖比重明顯提高；二是飼養成本趨向穩定；三是供求關系比較穩定，消費回歸理性，市場需求也趨向平穩。

目前，農業部、發改委、統計局等部委已形成了按慣例發布月度、季度、年度生豬生產信息的機制。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想努力為生產者、經營者提供預警信息，引導他們適時調整養殖規模和結構，做到對未來心中有數。另一方面，也是國家為健全生豬市場調控機制，緩解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進行調控的重要依據。

按照生豬調控預案的功能看，國家在判斷生豬生產和市場情況時的預警指標將豬糧比價作為核心指標，將能繁母豬存欄量變化作為輔助指標，同時參考豬料比價、能繁母豬出場價格等其他指標。主要目標是促進豬糧比價處于綠色區域（5.5∶1～8.5∶1），防止價格出現大幅波動。將豬糧比價5.5∶1和8.5∶1作為預警點，低于5.5∶1進入防止價格過度下跌調控區域，高于8.5∶1進入防止價格過度上漲調控區域。

從國家發改委2017年發布的豬糧比信息來看，從1月份開始，豬糧比高于8.5:1的狀態一直持續，直到5月初，這其中1月中旬的豬糧比最高達到了10.48:1。而農業部發布的能繁母豬監測數據也顯示同比數處于遞減趨勢。豬糧比和能繁母豬存欄數月同比均出現了異常，說明我國生豬市場并不平穩，可是這一調控預案并未啟動，難道是啞火了？

“不是調控啞火了。2016年發改委就曾啟動過，不是不啟動，而是發改委在降低預案啟動的機會。”農業部國際畜產品市場和貿易首席分析師、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增勇稱，現在關于低于豬糧比5.5∶1多長時間才啟動也不說，第一次還具體說持續4周。2015年以來，國家將豬糧比平衡點從6∶1降低到5.5～5.8∶1，說明產業在發生變化。

國家生豬價格調控預案啟動，第一指標是豬糧比價，其他都是輔助指標。如果核心指標沒有變動，不會考慮能繁母豬月同比變化率等輔助指標。朱增勇表示，運用豬糧比價來做調控的預警指標，雖然現階段可行、簡單，但并不準確，最理想的辦法是用全成本計算，可是現實操作很困難。因為國內養殖場（戶）成本差別很大，按照月度頻次全面、準確核算全成本，難度很大。像日本，養豬戶只有5000多戶，不同養殖戶之間成本差異不大，做全成本核算可行。

“當前是豬糧比價平衡點發生了變化，這個平衡點需要重新測算，當前的生產構成與以前差別比較大。”朱增勇稱，就算發改委啟動調控預案施行收儲和拋儲，得看到這種調控在任何國家也只是從心理層面給產業提振，不可能從本質上改變市場，而且如果大規模啟動收儲，誰來出那么多錢？

誤讀習慣只看表面不看內里

據記者統計，農業部400個監測縣生豬存欄信息顯示，2015年以來，我國能繁母豬存欄數與同比變化率除2016年3月、4月同比增加0.3%，2016年6月、2017年3月和4月同比止跌外，其余時間均為減少；其中，2016年前三個月，同比減少在10%以內。從2016年4月至今，同比減少比例回落至5%以內，其中2017年9月同比減少的比例最高，為5%。

自2017年9月份以來，能繁母豬存欄數月同比變化已連續四個月低于-5%以下，2017年12月份這一數字已經降到了-6.4%。按照《緩解生豬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調控預案》變化率在-5%～5%屬正常水平來看，能繁母豬月同比數超出上述范圍則說明出現異常波動。

很多養豬人質疑，既然農業部的數據一直說能繁母豬在減少，既然市場一直缺豬，那未來豬價會一直高企，現在補欄合適嗎？

農業部畜牧業司監測分析處處長辛國昌告訴記者，國家的調控預案對于能繁母豬的存欄同比數的確是有一個參考的幅度范圍，但現在來看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預測能繁母豬和生豬的整體趨勢，只看監測數字不能說明全部問題。辛國昌認為，行業人士習慣認為因為能繁母豬少了，所以全國就缺豬，結論未免太簡單了。“最近一波生豬好行情從2015年5月份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但能繁母豬數為什么一直沒增上來，各種質疑都有，但我們監測數反映的趨勢是靠譜的。”

搜豬網分析師馮永輝撰文稱，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一份實際的生豬數據，比如目前農業部的能繁母豬存欄還是在下降，那么，明年豬價是否還會繼續上漲？很不幸，目前很難拿到準確的母豬存欄數據。所以政府對于豬價調控，沒有數據真的很困難。

對此，辛國昌持異議：雖然能繁母豬數可以影響后市走勢，但還要考慮母豬的個體生產能力、肥豬出欄活重與屠宰率等方面的變化。可以發現，即便能繁母豬一直在降低，但PSY（每頭母豬一年提供的成活仔豬數）和生豬養殖水平一直在提升；而且由于消費端的變化，母豬存欄數的變化和豬價走勢并不一定一致。比起使用能繁母豬存欄絕對數來預測豬價，根據母豬存欄數的變化趨勢，和消費端聯系起來，預測才更有意義。

能繁母豬監測同比數顯示減少，為什么生豬存欄沒增上來，辛國昌認為是因為環保風暴全國關了許多豬場。為什么價格沒有瘋漲，一是母豬個體生產能力提升，1頭母豬年提供的肥豬頭數從以前的十三四頭，到現在十六七頭的水平，如果能達到丹麥那樣的生產水平，估計我國的母豬得減掉三分之一；二是屠宰率提升，目前100公斤的肥豬頭皮下水去掉，屠宰率是72%，120公斤的豬屠宰率75%以上，而150公斤的豬可以達到80%的屠宰率；三是這幾年出欄活重增加，2008年左右生豬出欄活重才103公斤，現在達到121公斤。算下來，1頭母豬年提供的肥豬經過屠宰后，其豬肉產量與過去相比增長20%，母豬減少20%就頂平了。

現實

他們為什么相信感覺？

“我國現在做農產品太過分散，種多少水稻，種多少玉米，養多少魚，養多少豬，都沒有具體的規劃，經常會看到一會兒多了一會兒少了，最常看到的就是豬肉價格，這中間可能存在什么問題。”這是2016年3月的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提案所及的思考。

不是沒有數據，農業部、發改委的生豬相關信息發布已是慣例，可到底有多少養殖者在關注？

“中小規模生豬養殖者靠感覺，他們對數據的需求不怎么強烈，不過養殖企業還是很感興趣，很多大型公司都會有自己的市場判斷團隊。”朱增勇稱。

談及對數據信息的需求，青麥田咨詢分析師陳來華認為，大企業比較感興趣，但是養殖戶一般會憑經驗，或從同行和當地豬販子那里獲知零散的信息。

在搞好生豬生產的前提下，要想利益最大化，必須低進高出。廣西玉林一家豬場老板羅國振告訴記者，總體就是等待和觀察市場，參加行業會議，看周邊豬場老板的行動，并收集其他人的觀點。

言及全國生豬、能繁母豬存欄數，羅國振認為，我國國土面積太大，生豬生產形勢復雜。除了規模化企業能有數據進入國家統計，小戶的數據并不在統計范圍，所以全國性的數字難免不準確。據他透露，還有不少企業為了拿國家補貼，上報的數字有浮夸的成分。

湖南一家種豬場老總向記者坦言，只有關系到本場的數據他才相信，一些外圍的數據不足信。但他也表示，農業部按月發布的全國監測點生豬存欄與能繁母豬動態變化數據能收到，對于價值問題卻不置可否。

對于影響自己對未來市場做出判斷的主要哪些因素，羅老板表示，主要是資金和國家政策的問題。自己做出生產決策的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養好豬是必須的，發展得等待時機。目前他堅持自繁自養，更新種豬基因。二是降低成本和提高附加值。羅老板通過種橡草喂母豬，不光省飼料，母豬建康，而且種豬的利用率也高。

“中小規模養殖戶不會看大面的數據，不過他們和當地大型公司的銷售人員、屠宰場關系緊密。像中糧屠宰事業部和基層的養殖戶就有聯系，他們時常會問我們的營銷人員價格情況。”武漢中糧肉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姜夢付告訴記者，公司銷售人員會告訴養殖者什么時候出欄補欄合適。

“一般來講，前一年冬至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價格比較高，這時候出欄的豬會賣一個好價。如果趕在3月份出欄，大概就是一年的最低價。有經驗的人可以做到這樣的判斷，得做有心人才行，比如連續對三五年的豬價做一個統計，就會發現其中的規律。”姜夢付稱。

與養殖戶不同的是，作為規模化企業，中糧生豬出欄不受價格限制，一年四季都需要出欄，所以不會像散戶那樣看重動態變化的價格信息。在數據投入上，目前中糧并沒有拿出專門的數據費用，據介紹，公司部門進行的數據搜集因為主要依托各相關網站，所以權威性、準確性和時效性都會差一些。姜夢付告訴記者，像全國能繁母豬存欄數據，肯定得從農業部的統計信息來的。如果需要有區域性數據，那就得找地方統計部門和畜牧部門了。

不過，南方某省動物疫控部門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透露，2014年暴發小反芻獸疫期間，為了摸清全省小反芻動物底數進行疫苗免疫，疫控部門分別向地方統計部門、農業部門調用數據，得出的數分別是800萬只和1000萬只。畜牧部門覺得兩個數據差別很大，認為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摸查。最終通過全省畜牧獸醫系統的合作，拿到了本省小反芻動物存欄數是1600萬只。

相比于小反芻動物，我國生豬存欄體量龐大，如果底數不清，將掣肘地方以及全國統計監測工作的開展。

門檻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分析師

豬價跌了找誰，這是養殖者關心的問題，消費者關心的則是豬價漲了怨誰。

在劉漢元看來，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宏觀經濟自身在變，行業參與者過于零星；另一方面，也是行業生產數據和未來需求數據在市場條件下的匹配關系沒有辦法去界定。

在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產業經濟研究室郭惠武博士看來，其中之一就是生豬的供給存在滯后性。從能繁母豬配種到豬肉上市要10個月以上的時間，當養殖戶發現生豬價格較高，決定擴大生產規模時，其擴張行為不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市場供給，而是會造成未來10個月以后的供給過剩，從而導致價格的過度下降。

我國豬肉市場規模巨大，生產者普遍規模小，在地域空間上也比較分散，所以，生產者很難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也無法對市場信息進行科學地分析和理性預期，直接根據當時的生豬價格來決定是否補欄或出欄。郭惠武認為，由于生產的滯后性，生產者對當期價格的積極反應，以及消費者對價格不夠敏感，導致生豬市場容易出現擴散式的蛛網波動，即一旦價格波動被觸發就很難收斂到均衡狀態，而是持續波動下去，而且波動的幅度不斷擴大。

“很多人只看價格變化，用處不大，像存欄、進出口貿易、成本、規模企業產能、環保政策變化這些因素，還有PSY、胴體重、活重這些因素都很重要。對于價格波動，我覺得政府收儲還是有必要的，但不應是唯一措施。更多的還是應為養殖戶提供融資、保險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多部門來執行也容易扯皮，其實這應該由農業部門來主導。”朱增勇表示。

一邊是國家部委在為全面數據、精準數據發愁，而另一邊生產端卻對一些數據不予采信，這使行業數據信息處于尷尬境地。

“雖然養殖企業會看農業部的數據，但也需要專業人員來做分析。就算美國的監測體系很完整，做到判斷準確也不容易，否則這一行誰拿到數據都可以預測了。”朱增勇稱，目前不是沒有足夠的信息，而是需要人去捕捉、串聯這些數據和信息，并將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邏輯化，進而預測生產和市場變化。要正確判斷行業形勢，需要對這個行業足夠了解，既要有大量的數據支持，還要有合理系統的分析方法，這不能不說有一定門檻。

因為捕捉信息的能力差，也難以分辨哪些信息有用，對于那些中小養殖場戶，朱增勇建議，最好是通過加入合作組織，讓合作組織來給予他們一些預警信息；對于規模化的養殖企業，需要做好兩個方面：一是自己做好生產上的風險防控；二是跟蹤權威預警分析平臺發布的信息。雖然這個平臺不一定會告訴生豬具體多了還是少了，但可以提供判斷依據，企業可以據此形成自己的分析。

公開、透明、全面的信息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運行基礎。朱增勇認為，農業部門需要加強預警信息綜合性平臺的建設，包括信息整合、加強預警團隊建設、力求預警信息的準確性等等。對于一些企業提到的對行業信息數據信心不足的問題，他持不同的意見：只能說他們沒有獲得充分的數據。

試問精準數據還有多遠

據了解，美國農業部每年調研費用就高達200億美元，其中單是農業數據方面就花費15億美元。而國際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每年搜集整理農業數據的支出也在30～50億美元之間。

布瑞克環球（北京）農業咨詢有限公司研究指出，美國的農業信息化對農業市場的發展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也為美國爭奪全球大宗農產品的定價權奠定了最扎實的基礎。美國通過立法實現信息共享，從信息資源采集到發布均實行立法管理，并不斷完善這種體系。1946年美國農業市場法案授權就規定，凡享受政府補貼的農民和農業生產者，都有義務向政府提供農產品產銷信息。

以往的統計監測工作已不能滿足對畜牧生產動態情況實時掌握的需要，農業部提出了畜牧業規模養殖監測工作的新思路，即通過搭建畜禽規模養殖云平臺，推進監管監測一體化，重點突出政府監管與服務功能；局部監測向全面監測轉變，重點加強對全畜種規模以上場戶監測。

想要熨平豬周期，首先要有大量的數據。馮永輝稱，2007年政府就想要熨平豬周期，但是現實是豬價波動越來越大，豬周期越來越長。

“局部監測向全面監測轉變是趨勢，但生豬現在還沒有到全面監測的水平，目前我國只有奶站是全面監測。豬業全面監測難度很大，而且從職能上講，全面統計是統計局的法定職能。”辛國昌稱，目前我國畜禽規模養殖云平臺還在試點中，全面推開是趨勢。未來，隨著散戶退出，養殖場減少，直聯直報是大趨勢。

“想要數據準確，監測預警樣本不擴大，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是不可能的。”朱增勇稱，美國畜牧業調研的樣本量占總數的10%，但我國現在連2%都不到。因為養殖戶太多，且養殖業沒法像電商那樣做到自動采集，目前大部分數據的生成還需要進行原始的人工調查，費時費力。

對此，辛國昌稱，未來監測點肯定要擴，但經費有限，政府預算才4000多萬元，監測站點擴大有困難。養殖場在全國分布廣，畜牧部門不可能一個個跑，要做的話得有預算，得給數據員解決勞務費等問題。現在是400個縣4000個監測村，但全國有60萬多個村。

為了讓數據價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要求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在農業數據方面，國務院要求統籌國內國際農業數據資源，強化農業資源要素數據的集聚利用，提升預測預警能力。整合構建國家涉農大數據中心，推進各地區、各行業、各領域涉農數據資源的共享開放，加強數據資源發掘運用。

實現數據共享的愿望很好，但操作起來難。朱增勇認為，我國目前全產業鏈數據是被割裂的，分屬于不同部門，部分數據共享還能實現，但絕大多數是不現實的。

“沒有立法保障，頂層設計，權屬明確，很難做到共享。你花了很大力氣積累的數據，我用來分析出了成果，成果算誰的？你肯定不樂意。譬如畜牧業的數據全部由畜牧主管部門來搜集并集成，分析預警也由其來發布是可行的。如果只讓人家提供數據，你又拿來用，成果跟他們沒有任何關系，我想誰都不樂意。”朱增勇有感而發。

在兼顧理性生產與大眾消費的利益均衡上，生豬數據的精準化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探求又都是值得的。如此看來，我們還需要重新審視以往工作方法中的不足，努力創新思路，創新模式，實現生豬養殖精準數據時代的早日到來。